『如果章节错误，点此举报』先是送来一批文件，包括《干部必读》等小册子。这些小册子有的指名攻击毛泽东、周恩来、张闻天和博古，有的诬蔑红一、三军北上是“‘左’倾空谈掩盖下的逃跑主义”，破坏团结，蛊惑军心。同时又派人到红二、六军团活动，说“我们和二、六军团没有任何政治上的分歧”，两军会合“将更大增强我们的力量”，“有吸引陕北红军采取配合行动的可能”等等。任弼时和贺龙等不同意他们对中央领导人的诬蔑，也不听他们的甜言蜜语，立即通知部队，张国焘派来的干部只准讲团结，介绍过草地的经验，不准进行反对党中央的宣传。他们送来的文件，一律不准下发，由政治部封存或销毁。政治部坚决执行了任弼时的指示，使张国焘的阴谋没有得逞。后来，红二方面军政治部在总结报告中写道：“到甘孜后即听见关于一、四方面军分开的问题，并在一些文件上说到了这一问题。我们感觉如果这些问题在二方面军内传达，将发生一些不好的影响，因此完全未传达。”
张国焘继而又企图分化和吞并红二、六军团。朱德和王震谈了一个晚上，使他明白要和张国焘斗争。王震回忆说：“和红四方面军会合后，张有阴谋瓦解红二、六军团。贺、任、关是老旗帜。贺是南昌起义的总指挥之一，是革命旗帜；任、关是中委。张认为我们是娃娃，想把我和萧克及红六军团买过去，反对毛、周、张、博。”“在甘孜休息时，张一个一个把我们召去谈话，送给我四匹马，给我们戴高帽子，说我们勇敢、能打。他那个军阀主义呀，简直不像话。刘元帅说：送给你，你就收下。后来和贺老总一说，贺说：这是我们以前干的！”到甘孜的第一天晚上，张国焘和任弼时谈话时提出：要调换红二、六军团首长，要任弼时离开，红二、六军团另派政委，被任顶了回去。7月5日，中革军委命令：“决以二军、六军、三十二军组织红二方面军，并任命贺龙为总指挥兼二军军长，任弼时为政委兼二军政委，萧克为副总指挥，关向应为副政委；陈伯钧为六军军长，王震为政委，即分别就职。”罗炳辉和袁任远分别担任红三十二军军长和政委。这样，张国焘分化、并吞红二、六军团的企图没能得逞。
最后，张国焘还利用组织手段压制红二、六军团。据贺龙回忆：张派人对任弼时说：“两个方面军首先应该一致”，任弼时回答“唯有在十二月决定（即瓦窑堡会议决议）的基础上才能一致”。张要召开党的会议，“任就向他提出：报告哪个做？有争论结论怎么做？把张顶回去。……党的会议没有开成，以后又说要开二、四方面军干部联席会议。张国焘想以多数压少数，通过决议拥护他。弼时、向应和我讨论如何对付。任弼时又增加了一条，提出不能以多数压少数。这样干部会也没有开成。”任弼时后来在批判张国焘的会上说：“我敢说，那时如果召集那样的会，那么争取四方面军的进步干部是没有问题的，但是我反对这次会议的召集，因为造成上层的对立将要使工作更困难。但国焘就非开这会议不可。我就说：如果二、四方面军态度尖锐，我不负责任。国焘才吓倒，再不召集这会议了。”
在甘孜的那些日子里，朱德、任弼时、刘伯承、贺龙等和张国焘的斗争既坚持了党的原则，又立足于对张的争取和团结，非常讲究斗争的艺术性。两军一会合，任弼时就从张国焘那里要来了电报密码本，从此和陕北的党中央建立了直接联系。在和张国焘谈话时，当张指责红一、三军北上“是毛泽东等人的疑忌太多”时，任弼时词锋尖锐地说：红四方面军中一些人的“反对呼声加强了这种猜忌”。张国焘为成立“第二中央”进行狡辩时，任又指出：“似乎太过分了！”在张国焘的心目中，任弼时不过是一个年方32岁的“小弟弟”。此时此刻，他虽然对任弼时的意见“未置可否”，但也觉得任“经过许多磨炼，已显得相当老成”，不但“也要笑着叫他做‘任胡子’”，而且在他一身正气的面前一筹莫展。
在甘孜期间，任弼时还巧妙地营救了被张当作国民党改组派分子关押着的廖承志。
关押廖承志是荒唐可笑的。在中国或张国焘的情报部里没有不知道廖承志的身份的。
廖的双亲是中国家喻户晓的革命家。父亲廖仲恺在孙中山领导下制定了联俄联共的政策，孙中山去世后廖仲恺被国民党右派暗杀于广州。母亲何香凝一直是孙中山先生的遗孀宋庆龄女士的挚友。后来廖本人也成为宋庆龄的密友之一。对廖承志的指控只能是出于一种恶毒的偏见。廖在1933年参加红四方面军之前曾在上海担任海员工会的秘书。据说1934年，有人注意，他的党员登记表上面写着，他的父亲是国民党代表，母亲是国民党中央委员。于是他被指控为国民党潜伏特务，双手被绑在身后强迫行军。要不是他幸而能画画和绘地图，他早就被处决了。
廖承志回忆说：“……谁都不敢和我们打一个招呼，我们也不愿和任何人打招呼。因为打一个招呼就会连累别人的。
“就在这种情况之下，我们和弼时同志会合了。那是在一个草地的小山坡上。我远远看见张国焘和一个身材不高、脸孔瘦削、长着小胡子的人在谈话。我猜到那一定是弼时同志。我们的队伍正是从他们面前通过。弼时同志远远地看见我走近了，他笑着站起来，走向我这边，和我握手。他笑着问：‘你是廖承志吗？我是任弼时。’
“我那个时候很窘。不知如何是好。那时候张国焘也很狼狈，他装起笑脸虎似的笑脸，用他那种怪腔怪调问弼时同志：‘怎么，你认识他么？’
“弼时同志笑着说：‘老早认得。’
“其实弼时同志和我那时并不认得。然后弼时同志严肃地对张国焘说：
“‘如果他有什么需要的话，我可以帮助他，请你告诉我。’
“这之后，我们到了炉霍。我、罗世文、朱光、徐一新，立即恢复了部分的自由。”